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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吃紧”,政策“紧吃”——看湖南职业教育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日期:2020年07月15日   作者:    来源:       编辑:       浏览:

对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南来说,“财政吃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职业教育却又是公认的“最烧钱”的教育。

“财政吃紧”的湖南,要不要办好“烧钱”的职业教育?湖南省委省政府一直有着高度共识——

“牢固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民生、抓未来的理念,持之以恒把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关键性工作抓紧抓好。”省委书记杜家毫指出。

“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发展的全局、教育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表示。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湖南省委省政府高位谋划,针对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领跑全国”的政策——在全国率先建立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在全国率先实行“编制到校,经费包干,自主聘用,动态管理”的职业院校教师编制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建立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制度、毕业设计抽查制度……

把政策给足,把政策给好,让政策给力——这被许多湖南职业教育人形象地形容为“政策紧吃”。“紧吃”在湖南方言中的意思是“吃饱吃好,由你吃”。

财政“吃紧”,政策“紧吃”,彰显的正是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好职业教育的担当精神与坚定决心。

1. 在全国率先建立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让县级政府担负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责任——

职业教育成为“一把手”工程

湖南的职业教育曾经辉煌:桃江县在全国首创农村家庭经营专业,怀化市推行农科教结合,邵东县实施“十百千万工程”……这些地方凭借其职业教育发展经验,都开过全国职业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2000年,湖南的中等职业学校达619所,在校生52万多人,普职比为55∶45。

进入21世纪,国家调整宏观教育结构。高校扩招,大大刺激了普通高中教育扩大规模,中等职业学校生源严重萎缩;高校并轨,中专生不再包分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起步,一大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陆续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优质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不断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吸引力严重缺乏:学校没生源,教师没发展,学生没出路。前景无望的情况下,有的改办普通高中,有的被迫关停,有的甚至被民办学校租用,剩下的也是苦苦支撑,艰难度日……

2009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转载了一篇来自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文章,标题是《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制度》。文中披露的一组数据是:2006年,湖南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1565.24元,全国倒数第八;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195.37元,全国倒数第三。

投入吃紧,又面临国家宏观教育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双重压力之下的职业教育,路在何方?

高位谋划给湖南的职业教育发展吃了一颗“定心丸”。200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绘出了一幅蓝图,市(州)人民政府要按规划办好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重点办好一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

在“分级负责、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下,如何让各级政府真正重视职业教育,将蓝图变为现实?

2009年,湖南启动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其内容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发展规划、经费投入和水平四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全省每个县(市)人民政府都必须重点办好1所公办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否则督导评估“一票否决”。督导评估结果纳入县级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县(市、区)督导评估,作为有关项目立项、专项拨款、表彰奖励等方面的重要依据。督导评估不合格,则县级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认定为不合格,该县(市、区)不得被评为“教育强县(市、区)”,不得申报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市级初评在内,连续三年评估不合格的,其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公务员考核中,将被评为不合格。

“没那么严重吧?”这项工作启动之初,很多地区都在观望,可没想到省里动了真格:2010年5月,湖南首批对10个县(区)的职业教育进行专项督导评估,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因职业教育工作存在突出问题被责令限期整改。“在这个人口超过80万的地域内,迄今没有1所政府主办的职业学校。”督导组通报情况时说。

其实何止赫山区!当时经济状况略好的郴州市,全市11个县(市、区),有6个县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承包给了民营老板,学校仅是公办身份,政府不再履行办学职责。“2006年,学校只有四五十个老师,学生也是四五十人,老师纷纷离校找出路。万般无奈之下,学校承包给了一个民营老板。”嘉禾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周柏瑞回忆起当年窘境,唏嘘不已。同属郴州的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04年也被一个民营老板承包了。

“赶紧整改!”郴州市委市政府坐不住了,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对策。郴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代竞介绍,从2009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就督促各县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将已被承包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回购。艰难努力3年,到2012年,这6所学校终于全部收回。

督导评估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把手”工程,写起来容易,做起来艰难。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凤凰县,如今全国有名的风景旅游地,职业教育的发展起起落落。“政策倒逼。”谈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凤凰县职业教育,湘西州教育和体育局局长余晓红这样说。

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曾经是湖南农村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毕业生包分配,生源当然不愁。”校长张伟说,学校在20世纪90年代是湖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办学水平一路下滑。最低谷时学生不足100人,老师处于半失业状态,原校舍被出租。学校7次“搬家”,最后的“栖身之地”占地面积才8亩!

201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的一张限期整改通知书送到了凤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案头——

“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由公办改为民办,与凤凰县教师进修学校合并办学,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在校生规模只有200多人。全县的普职招生比严重失调。后经复查仍不合格,责令限期整改。”

接到整改通知书的第二天,凤凰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教育专题讨论会。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吴汉章当时是县里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也是此次督导评估的亲历者。在这次教育专题讨论会之后,他接到任务:“你研究一下政策,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将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突破!”

没有给凤凰县太多喘息的时间。半年后,2012年11月6日至7日,省里又组织复查。5天后,还是给出了一个“不客气”的评估意见:“半年来,凤凰县委县政府根据督导评估意见进行了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高中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尚未启动,县职业中专学校的校园搬迁工作进展缓慢,停留在研究和规划阶段。而且,县职业中专学校校长位置空缺,班子建设有待加强。县职业中专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在校生只有200多人。”

一次督导,两次复查,真如余晓红所说,是“逼出来的”。

“一定要办好职业教育。”这次督导评估给了凤凰县委县政府很大的触动。

“按照当时县里的规划,需要同时新建县一中、县职业中专学校、思源学校等3所学校,共需要17亿元。”吴汉章说,他急得直跳,“做的过程很艰难、很苦,但结果很开心、很欣慰。”

当然开心。我们在现场看到,规划中的3所学校全部建成,壮观宏伟,气势不凡,美丽的凤凰又添新景。

2013年,凤凰县重新接受县级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这次终于“合格”。

经过两轮督导评估,湖南共有怀化市鹤城区、宜章县、益阳市赫山区、凤凰县、嘉禾县和古丈县等6个县(市、区)因职业教育工作存在突出问题,被责令限期整改。也正因为如此,全省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97个县(市、区)各重点建设了1所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其中68所达到了省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其余学校基本达到了市级示范性学校标准。市(州)举办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有14所达到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标准。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有60%布局在农村县(市、区)。

更重要的是,督导评估让“一把手”们意识到,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发展,要让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在醴陵,当时该市唯一一所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在1996年到2008年,由于经费不足,招生困难,教师流失,接连换了6任校长。为了“甩包袱”,当地政府还一度打算把这所学校卖给一家民办教育机构。

2009年底,醴陵市委市政府在工业园无偿划拨土地150亩,使学校面积扩大到230亩。为了支撑醴陵市陶瓷、烟花两大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一座崭新的现代职业学校矗立在醴陵陶瓷工业园中央。

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永州工贸学校”)校长尹存成告诉记者,县里无论是去“长三角”还是“珠三角”招商引资,“一把手”都要带着他去,还把他放在重要环节重点介绍,学校已经成为道县招商引资的一块金字招牌。

长沙则一直坚持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表示,职业教育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要将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转化为自觉行动。

……

在全国率先建立县级人民政府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把职业教育真正办成“一把手”工程,可谓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破解职业教育发展困局的雷霆之作!

2. 因地制宜,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问题,构建湖南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保障体系——

消除职业教育发展的“肠梗阻”

财政供给能力有限,对湖南这样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省份来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问题之一。

怎么办?湖南省因地制宜,在机制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第一招是建立了稳定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早在2010年,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出台《湖南省公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指导意见》,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做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

凡投入未达到省定标准的市(县),2012年前达到省定标准;达到或超过省定标准的市(县),年初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政策足额落实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并按辖区内人口数人均1元以上标准设立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人均1元以上标准设立终身教育发展专项经费。

城市教育费附加的30%用于职业教育,地方教育附加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收取的学费全部用于教育教学。

2015年,湖南出台了以改革为导向的《关于完善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2018年,湖南又出台了《关于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

“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有效地解决了职业院校经费投入渠道不畅的问题,强化了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职业教育投入的责任,为职业院校建立了一条稳定的经费投入渠道。”不少职业院校校长认为,这些文件的出台,让职业教育发展有了底气。目前,湖南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增幅高于全国增幅水平。

第二招是针对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薄弱的问题,压实县级政府的责任,制订了“分层走、分步走”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计划,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

2014年8月1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湖南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计划(2014-2016年)》,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个县(市)政府要重点办好1所示范性(骨干)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县(市)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水平达到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标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职业教育发展基础较好地区县(市)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达到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标准,部分学校进入国家一流中等职业学校行列。

这份计划,给发展中的农村职业教育打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的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正遭遇发展瓶颈。学校当时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镇上,交通闭塞、校区狭小、教育教学设施老旧、师资力量薄弱、生源质量堪忧。对标省里的要求,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和水平要达到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标准还有很大差距。生均面积33平方米、生均建筑面积20平方米、设备值生均3000元、电脑每100人15台……将几个硬指标一一对照,没有一个达标。

2014年9月,一场关于“职业教育如何优先发展”的大讨论在汝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经过艰难博弈,反复磨合,一个共识在汝城逐渐形成——“抓职业教育就是抓产业发展,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精准扶贫,抓职业教育就是抓核心竞争力”。

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攻坚计划很快也有了结论:县委县政府在原地扩建和异地重建两个选项中,选择了投入更大的异地重建方案,学校整体搬迁。

汝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何新华说,从2015年起,汝城县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将每年城市教育费附加的30%、地方教育附加不低于30%全部用于职业教育建设,并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项目,硬是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总投资5.6亿元,在县城建起了一座职业教育新城。

何止汝城!从2014年开始,湖南掀起了中等职业学校建设的高潮——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校长吴平文说,桂阳县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教育项目,投资3.1亿元,异地兴建了新职业学校——仅实训大楼就有3栋,还配备1栋实训厂房,拥有实习工位1500个,能同时接受3个中小型企业入校合作。

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校长罗荣说,在2014年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新化是被点名批评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当时就坐不住了,让时任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他现场调研,调研结束后就任命他为校长。“攻坚计划救活了我们学校。”他说,5年来县里先后投入2.3亿元,启动了学校改扩建工程,同时引进了160多名教师,学生由200多人增加到4222人。特别令人振奋的是,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先后3次到学校调研,对学校的定位、发展和改革做出重要指示,鼓励学校发扬“楚怡”精神办职业教育。

“2018年新建,占地500亩,花了5亿元。”湖南省湘北职业中专学校坐落于石门县,校长杨爱民说,为了建新校,县里先后召开了3次县委常委会议、2次县政府常务会议、3次县委书记办公会议。

“推平两座山,无偿划拨200亩地,还花了2亿多元。”永顺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校长覃海云自豪地说,学校的会议室“比县委常委会议室还要好”。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杨亚和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学校改扩建的时候,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组建了一个考察组去江浙一带调研,回来后就给了一个标准,“20年不能落后”。投入6亿元改扩建后的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园面积扩大了7倍,不少硬件指标超过了省定标准。

“面貌焕然一新。”说起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的变化,在职业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校长刘迪凡说,安化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16亿元,可为了建好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县委县政府投资了4.1亿元,又贷款2.6亿元投入进去。“职业教育的春天真的来了。”

刘迪凡所言不虚。近三年,湖南省本级统筹下达专项资金3.72亿元,对66个农村县(市)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给予奖补。在“以奖代补”的带动下,97个农村县(市)累计投入攻坚资金40余亿元,12所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建成新校区,30多所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扩建工程进展顺利,新增学位近6万个。

以2019年为例,湖南遴选第三批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攻坚项目,统筹专项资金1.72亿元,对26个县(市)薄弱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每校补助500万元;对攻坚成效明显县(市)的21所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给予真抓实干激励,每校奖励200万元,超额完成当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在12个县开展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攻坚”的任务。

办学条件的改善让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增。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是,湖南省97个农村县(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校均招生1280人、校均在校生3133人,分别较2014年增长21.8%、40.3%。

第三招是突破用人体制障碍,在全国率先实行“编制到校,经费包干,自主聘用,动态管理”的职业院校教师编制管理办法,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立打开了一条通道。

曾经,“双师型”教师缺乏是湖南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编制不足是引进“双师型”教师的最大拦路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湖南省颁布《湖南省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标准(试行)》和《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构编制标准(试行)》,为解决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长期短缺的问题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此后,湖南省又在全国率先实行“编制到校,经费包干,自主聘用,动态管理”的职业院校教师编制管理办法。

作为首批动态编制的试点地区,长沙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为制定和出台此项政策多方奔走的时任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建林介绍,职业院校办学有其特殊性,一是围绕市场办专业,专业调整更新较快,学校无法也没有必要拥有全部固定的专业教师;二是职业教育要与企业对接,需要大量聘用企业兼职教师;三是生源变化比普通高中大。此前,许多中等职业学校聘请企业兼职教师都是学校自筹经费。“编制到校,经费包干,自主聘用,动态管理”的政策出台后,这些学校所聘缺编人员的工资全由财政买单,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校“双师型”教师引进的问题。

长沙财经学校是该政策的最早受益学校之一。校长陈全宝说,以前争取编制、招聘教师、自筹经费,是校长们最头疼的事。2011年,学校共有6000多名学生,应该配置577名教师,由于没编制,学校实际在编的教师只有387人,外聘了100多名教师。“在此之前,学校要支付的教师工资高达651万元。财政买单后,学校再也不要为这部分教师的工资发愁。这不仅减轻了学校的负担,更让办学者能集中精力办好学校。”目前,长沙市本级财政为动态编制教师每年支出经费1800万元左右。

“2014年的兼职教师费用是56万元,3年后追加到135万元。”凤凰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秦礼说。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新校建成后生源爆满,面对专业教师不够的问题,县里采取的是“学校自聘,经费包干”的办法。

据统计,2019年全省职业院校聘请行业企业兼职教师12582人,各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达2.27亿元。

为了突破行业企业领军人才引进难的瓶颈,湖南省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鼓励、支持将院士引进职业院校。2018年4月20日上午,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两位特殊的教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和丁荣军,建立全国铁路高等职业院校中首个“院士工作站”。依托“院士工作站”,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还将组建“高铁运行安全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学院科学协会,并与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进行校企战略合作。

在湖南高等职业院校,“院士工作站”已达8个!

除了“院士工作站”,“大师工作室”也遍地开花——湘菜大师许菊云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许菊云湘菜技能大师工作室”,湘绣大师刘爱云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成立“刘爱云大师工作室”……

目前,“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已遴选芙蓉教学名师25人,每人每年奖励10万元,遴选芙蓉学者11人,每人每年奖励4万~20万元;已经建立高等职业院校名师、大师工作室445个,引进、培养高层次领军人才860人、访问学者93人。

3. 在全国率先建立以“三查”为主体的质量监控体系,倒逼内涵建设、质量提升——

刀刃向内,自戴“紧箍”

这是一个让所有湖南职业教育人警醒的事件。

一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在申请湖南省第一批卓越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时,却惨遭淘汰。原因是该校有一个专业的学生技能抽查测试合格率未达标,参照“一票否决”的规定,省教育厅取消其申报资格。

要知道当年(2015年),湖南70所高等职业院校中,国家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院校仅8所。

这个结果在湖南职业教育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万万想不到,可它真的发生了。”讲起这件事,不少职业院校的“掌门人”如此感慨。这等于给每个职业院校戴上了“紧箍”。

这个“紧箍”就是2010年湖南建立的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制度。根据制度设计,省教育厅每年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按不低于10%的比例抽取考试专业和学生。

2014年,湖南又建立了高等职业院校毕业设计抽查制度,省教育厅每年在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后,按一定比例在各校随机抽查部分专业的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根据抽查制度,湖南先后制定(修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技能抽查标准59个,覆盖83个专业。2018年各院校开始制定符合本学校特色的专业标准,省教育厅则根据学校专业标准进行抽查。

2019年,湖南又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公共基础课普遍测试(下称“普测”),参加“普测”的对象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学生。

专业技能抽查制度、毕业设计抽查制度、公共基础课“普测”制度,被称为“三查”。

刀刃向内,自戴“紧箍”——以“三查”为主体的质量监控体系,是湖南省提升职业教育发展内涵的一场自我革命。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江清说,此前很多年,在职业教育生源危机警报已经拉响的背景之下,仍有不少学校不顾自身师资、设施等实际条件,跟风开办热门专业,任意扩大招生数量,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造成了“学生就业难,企业招工难”的两难局面。久而久之,学校口碑变差,生源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王江清的话在许多职业院校校长口中得到了印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朱厚望说,以前职业院校的校长一讨论“学校办得好不好,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都各不相让,有的说“看学校争到了哪些建设项目、科研项目”,有的说“看学校在各级技能大赛特别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拿到的名次”,还有的说“看学生的就业情况”……

现在,“三查”制度让大家意识到,过去那种简单的“争抢项目”、争取资金的竞赛思路不行了,必须提升整体实力和内涵质量,引导各职业院校真正回归人才培养本原。

正因为如此,朱厚望在自己的学校里制定了“史上最严惩处制度”。其中规定,一旦某个专业技能抽查不合格,所在专业的院系主任就地免职,专业带头人连降两级、待岗半年,院系普通教师的年终奖则全部扣罚。

“这可是个狠制度!看似评价的是学生,其实查的是老师,督的是学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利群说,这种质量监控体系让学校和老师都倍感压力,也逼得学校狠抓教师队伍建设。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于2015年5月启动理论课教师专业技能测试项目。“真刀真枪,一点都不含糊。”当时学院的“元老”级教授仇雅莉就接受了“气缸压缩压力检测”的项目测试。一同被测的还有拥有“全国交通技术能手”“湖南省技术能手”等诸多“光环”的省部级技术能手陈建平。当年,该校105名理论课教师完成了专业技能测试。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也因此发生着深刻变化。此前,该校护理专业学生模拟扎针,用的是一个价值几万元的人体棉花包,如今,“棉花包”换成了价值200万元的全仿真护理人模型。“如果学生平时仍是‘扎棉花’,到了测试那天就很可能过不了关,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技能水平无法达到临床要求。”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岳生说。

“考的是学生,评的是学校;查的是少数,促的是整体;检测的是点,监控的是面;查的是质量现状,管的是质量生成。”以点及面、由果溯因的“三查”制度,促进了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更狠的是,湖南将专业技能抽查成绩与毕业设计抽查成绩,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水平评价和职业教育重点项目立项的依据——连续两年合格率低于60%的,专业停止招生;两项抽查中有一项合格率低于60%的,三年内不能申报“卓越校”;已立项的“卓越校”,其专业技能抽查成绩和毕业设计抽查成绩均要排名在全省前30%。而“普测”合格率将作为省教育厅评价市(州)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并作为职业教育重点项目指标分配的重要依据。

湖南独创的“三查”质量监控体系,把住了人才培养的“出口关”,一经发现“次品”就关停“生产线”,从而倒逼整个职业教育“生产线”的质量提升。近年来,有300余所职业院校主动停办了“不适合办”或“不擅长办”的专业,有20余所学校申报重点项目受阻,有23所职业院校的33个专业停止招生。

重责之下,倒逼效果渐现。截至今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新增38个专业,调减31个专业;高等职业院校新增83个专业,调减131个专业。已有70所高等职业院校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了师资、场地、课程等方面的标准4800多个。

四两拨千斤!

“三查”制度下,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合格率和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稳步上升,其中2019年分别达到98.35%、94.57%,2019年全省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达100%的学校共31所,比2015年增加24所。

看得见的效果是,通过实施“三查”制度,湖南省职业院校内涵水平显著提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绩稳步提高。(本刊记者 陈文静 赖斯捷 阳锡叶 吴秀娟 李伦娥)

原文刊发于《湖南教育》2020年7月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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